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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本好书 写一篇心得】让影像价值再次升华 ——研读画册《毛泽东在延安》

发布时间: 2019-07-22

  近十年来,我将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用在研读红色书籍上。在延安红色书店一楼最显眼的展台上摆放着《毛泽东在延安》大型画册,图文并茂,自然成为我案头上最重要的图书之一。

  《毛泽东在延安》以图像再现历史的手法,展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反映了领袖与战友、与人民群众、与爱国人士、国民党人和国际友人等各个层面的工作和生活……图片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领略毛泽东的风采和魅力,使我们对红色延安岁月保留一份真实的记忆,那些凝固历史瞬间的影像价值实现了再次升华,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回顾历史,我们依然清醒地感到,毛泽东的思想,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希望!毛泽东的品格,永远是人类历史亘古难逾的高山!

  带着这样的情愫,我开始翻阅这本厚重的画册。我突然想,影像其实比音乐更容易将我们带回历史的天空下,直接触目毛泽东走过的路,感悟其红色智慧,再次认识谜一般的延安13年……

  今天,我们将有关毛泽东的历史照片拿出来反复观看,虽然每代人的认识与理解不尽相同,但我深刻意识到青年学者、本书编辑李向前,通过采访当事人,广泛收集有关毛泽东在延安与影像有关史料,挖掘出许多照片背后的历史故事,还原真实的图片,还原图像学意义上的历史,更多倾向于对历史的再认识与再思考,表现与证明一个我们心目中真实的毛泽东,显示出了真相的力量。

  我曾在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看到那幅毛泽东戴着八角帽、红五星《毛泽东在保安》的照片时,发现照片下边写着“毛泽东在井冈山”,显然误把陕北保安记成了井冈山。1936年7月11日,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来红色特区的西方记者采访了毛泽东。对斯诺而言,给中国红军第一号人物毛泽东主席拍照再重要不过了。当他拍照时,他突然发现毛泽东没有戴帽子,头发很长,就坚持请毛泽东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毛泽东说“我的军帽多日不戴,不知放到哪里去了”。于是斯诺将自己头上戴的红军帽取下,戴在毛泽东的头上。随着“咔嚓”声,定格了毛泽东最喜爱的一张照片。从这幅当年极大地扩大中国革命尤其是毛泽东在世界影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斯诺以略微仰视与稍侧的角度,记录下了“帅气十足的红军领袖——毛泽东!”(斯诺语)那不凡气度与神采,从此载入了中国的史册。

  记得著名影评人萧沉在他《经典是怎样炼成的》中说过,经典的摄影作品必须对历史有所回答!必须对时代与社会有所见证!必须具有独立的思想观念与独到的语言表达!必须具有创造性发现的一双慧眼!那么,能否真实地再现历史经典画面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该书作者整理、编辑此画册的一项重要目的。

  看看这些历史性的镜头——

  画册中收集了部分我们平常少见的照片。如《毛泽东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合影》。1938年,国共合作局面形成,4月17日卫立煌取道延安拜访了毛泽东。在延安短短的三天,这位蒋介石的五虎上将感受到了延安人民和毛泽东的真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由此改观,从此增强了他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念。他被毛泽东赞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1942年,郑景康给毛泽东拍《标准像》时也采用微侧仰拍,一次拍成那张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目光仰视、微带笑容,显露出高瞻远瞩的伟人气质的照片。被毛泽东赞道:“他能抓住动态”。此照从延安一直使用到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

  1942年3月9日,中央公祭张浩的仪式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举行。公祭之前,毛泽东对朱德、任弼时等人说:“张浩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同志们的心情也是如此。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领导人亲自抬。”吴印咸拍下了《中共领袖集体为张浩抬棺送殡》的镜头。镜头中抬棺者第一人就是毛泽东,还有朱德、任弼时、林伯渠、杨尚昆、徐特立等。此照为毛泽东生平唯一的一张抬棺照。

  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开了50天的中共“七大”,留下许多珍贵照片载入党的史册,有一幅《毛泽东与朱德研究解放区战场形势》的工作照片,我曾不知多少次看到此照,赞叹摄影师抓拍的高超技艺,但从未看到朱德帽上戴有国民党的党徽。细细观察竟然发现,画册中还有毛泽东、林彪等十余幅照片中他们都戴有国民党党徽的帽子。过去处于政治敏感的原因,那些照片在使用时通常将国民党的帽徽抹去了。其实,还原而不回避实情也表明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关系。

  还有《小八路见到毛主席》照片中的两位小战士,14岁的刘长贵是抗大的勤务兵,15岁的安定保是抗大东北军干部队队长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的通讯员,从他们的衣着明显看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个小战士。1939年春,毛泽东去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一辆灰色的面包车停到校门口,他俩好奇地跑去看汽车,只见毛泽东从车上下来,又兴冲冲地来到毛主席跟前,向毛主席问好。这时临时抽调到抗大“三周年纪念展览会”筹备组工作的石少华拍下了这张《小八路见到毛主席》。石少华拍的还有《毛泽东同杨家岭农民亲切谈话》,那是1939年5月,苏联电影人罗曼?卡尔曼来延安拍摄素材时记录下毛泽东与农民朋友亲切交谈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还有蒋介石的“御用”摄影师胡崇贤拍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经典合影》,这是两位中国当代最重要历史人物一生唯一一张合影。1945年9月,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平谈判,也是战后国共两党唯一一次两党领袖在一起的一次谈判。据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透露,当时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门前邀毛泽东合影,毛泽东主动站到了蒋介石的右侧。这时,深谙官场位置学的摄影师胡崇贤,立即将毛请到蒋的左侧,并迅速按下快门。

  毛泽东的一生凝聚着浓浓的农民情结。我们极少见的《毛泽东与吴满有的合影》,记载的就是他与农民朋友在一起的情景。对今天不少读者而言,吴满有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在1943年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已家喻户晓。1946年1月,同父亲离别整整18年的毛岸英,回到延安红色根据地。有一天,毛泽东建议儿子上劳动大学——到吴家枣园村参加劳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毛岸英是中国‘知青’第一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便是毛岸英的“大学老师”。于是,吴满有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宾,毛泽东还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

  在王家坪旧居院内有一幅《毛泽东与毛岸英的合影》,看上去毛泽东的表情不知为什么如此沉重。1947年2月,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8日中央撤离延安时,南部前线的枪炮声以至于在王家坪毛泽东住的窑洞里都清晰可闻。院里,吉普车已经发动。毛泽东环顾四周,看见了人群中的毛岸英。他招了招手:“岸英,来,我们照一张像好不好!”叶子龙端起相机,为他们父子俩拍了这一张珍贵的合影。

  还有《毛泽东请他们的干女儿卜兰兰一家吃饭》的照片。1947年转战陕北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靖边的小河村住了四十多天,江青收农家小姑娘卜兰兰做了干女儿,仅四十多天,兰兰跟江青学会了六百多个字。为表感谢,心灵手巧的兰兰在她妈妈的指点下很快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了毛泽东。为了回谢干女儿,当天下午,毛泽东就留下卜兰兰和她的妈妈、弟弟在家里吃饭。

  在“毛泽东和他的家人”这一单元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中的毛泽东随性而又随和,既有天伦之乐,又有慈父般的爱。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能够用一个平常人的角度去了解和理解,在那峥嵘岁月,一代伟人真实的生活、工作和情感是如此的平凡。

  读完画册《毛泽东在延安》,我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尝试着用自己的语言阐述我对画册的理解。

  中国第一位获白宫记者证的摄影记宋晓刚曾说:当我们回首历史,特别是阅览历史照片,确实不难发现很多被“改动”过的新闻摄影作品。当初它们之所以发生、存在,有其历史的原因。仿佛它们被插上了“第二历史”的标签,无法让我们及后人看到原始历史的真相。

  摄影评论家陈昌谦说过,“现在首先要收集他们的生平资料、分散在各处的作品、要一点一点去找,不要怕麻烦。总之,这是一件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但一定要做。现在抢救还来得及。这些人是新华社的宝贝、也是中国摄影史上的宝贝,研究他们有历史意义,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诚然,该说编撰者李向前正是做了一件不平凡的抢救性的工作。我很喜欢画册里的照片以及叙说照片背后的故事,因为李向前挖掘出纪实摄影意义上的历史图片,为研究中国革命史,为研究我国摄影史,成为一份珍贵的客观的答案,更重要的是为“后毛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可靠的影像资料,由此决定了这本画册的精彩程度,实现了延安时期有关毛泽东影像价值的再次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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