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明代墓志里的廉政故事

2023年11月22日，安康市汉滨区汪台村在进行道路改造时，发现一方明代中期墓志。志石约60厘米见方，刻有1199个字的铭文；志盖为青石材质，篆书阴刻“明故迪功郎北原汪公墓志铭”，四周镶以云纹。碑文载，该墓志的主人汪溢，曾在明嘉靖年间为官，官阶虽不高，但勤政爱民、刚正廉洁，其高风亮节，令人叹服。
汪溢生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祖籍四川梓潼。洪武年间，汪溢高祖汪应杰为避战祸，迁徙到金州（今陕西省安康市）境内。当地属丘陵沟壑地带，耕地稀少，不容易种粮食，汪氏一族便以种苦瓜为生。每遇丰收，他们就把苦瓜赠给地方官员和贫困乡亲，不敢私藏。
到汪溢出生时，汪氏一族已在当地小有名气，他们不仅被官府赏赐了一块土地，其祖父汪辅还担任四川越西卫仓大使，一派家道昌隆的景象。
少年时代的汪溢，以聪颖好学闻名，自学能力超强，墓志铭中用“坚志熟仁，寒暑弗避，凡经传史略无不博洽，而尤精于诗”来形容其刻苦求学的经历。后来，汪溢充任当地府学教员，各地英才纷纷拜在门下向他求学，驰名三秦。但是，汪溢的科举求仕经历却相当坎坷，9次参加乡试不中。
嘉靖二年（1523年），汪溢被推荐至礼部任主客郎中。明代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宾礼制度，汪溢从事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太学接待事宜。在这个岗位，他干了近40年，一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被任命为云南后卫知事。很多人为汪溢感到惋惜，觉得官职不高，配不上他的德才。汪溢回答“秩不计崇，卑惟艰难称职”，大致意思是，品级没有高低之分，再小的官职也责任重大，再辛苦也要尽职尽责。
云南是明代白银的主要生产地区。汪溢先是被委派督办银厂，后又负责押送粮草，常深入蛮夷险地，不敢懈怠。墓志铭中特别记载了一句话，“公却常例，惟尽心国税，一毫不入囊。”
明代官员的工资非常低，《明史》载：“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在这种情况下，以“常例钱”名义获取灰色收入，便成为各级官员肥身润家的主要来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很少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有违道德准则，当然也谈不上违法。
汪溢不仅将自己的常例钱悉数交公，还敢于和克扣粮饷的官员作斗争，避免中饱私囊，这让很多同僚觉得难以理解。碑载，“每遇官长扣厥中，公曰：‘卑职但求不负朝廷！’”就连巡案御史都为汪溢的品行所钦佩，称赞其为忠义之臣，“汝言及此，诚忠义士。”
汪溢清正廉洁、劝勉后人的遗风惠及汪氏后人。现存于汉滨区吉河沙沟汪氏墓碑群记载，重视文化教育，重视子孙修德修业，重视教育后代尊崇社会规矩、依规依矩行事，使汪氏一族人才辈出、家声清廉，绵延数百年之久。汪溢的儿子汪腾鲲、孙子汪兆龙都是当地有名的饱学之士，实乃廉直方正的优良家风世代相传、长期熏陶所致。
与汪溢墓志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其夫人朱氏的墓志。朱氏墓志记载，汪溢在云南工作6年，以“清慎”而广获赞誉。朱氏祖籍湖北，6岁时跟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安康，以淑贤见称。与汪家相比，朱家的经济条件很好，朱氏之所以选择嫁给汪溢，并且一路资助其求学，正因为看重汪家的良好家风和汪溢本人的才学。
为贤臣幸能有贤妻。汪溢在云南期间，朱氏一直陪在身边。碑载，“母恭慎事先君，有倡随风。其亲操井臼，剔灯劝勉，内助居多。”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朱氏作为贤内助的美德。
这样一位清官，自然容易招人嫉妒。一次，有人公然向汪溢索贿，遭到汪溢严词拒绝：“吾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吾岂为此？”在汪溢看来，自己在老家有田可耕，膝下有子女可教养，难道就只能做官吗？
为此，汪溢不惜辞官还乡，以示不愿同流合污的铮铮铁骨。临行前，汪溢的所有家产仅装了一个肩包。他告诉身边人，他的俸禄都补给国家税赋了，不值得一提，纵使留下无尽财富，也只能遗祸子孙。
隆庆二年（1568年），65岁的汪溢回到故乡安康，享受子孙绕膝退休生活的同时，也给晚辈们讲授经史典籍、宣扬义理。他用《尚书》中的“不作无益害有益”教育后人，强调读书修身的重要性，主张投身大自然和社会大课堂，游历山川、观察社会、开阔视野。碑载，汪溢告诫后人，“吾素不喜技艺，浪游惟日，对圣贤为侣，乐亦在其中。”
“浪游”当然不是为了寻求惊奇，更重要的动因是“对圣贤为侣”，这是纯粹的求知，其底蕴仍是传统的。换句话讲，汪溢追求的不是文人士大夫擅长的心灵学问，而是脚踏实地的观察与实践，体现了朱子理学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优良传统。
汪溢活了74周岁，在当时算是高寿。他的一生被浓缩为“汪溢，长枪铺人，任云南经历”，记录在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编纂的《安康县志·卷七·选举志》中。此次墓志的发现，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的边角料中，一窥这位清官廉吏正道直行的一生。
汪溢被授予迪功郎的散官头衔，按明制属于正八品。他的墓志铭，由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李祯书丹。墓志铭记载，汪溢去世后，四邻八乡的百姓都前来吊唁，就连官府的大小官员也赶到家中祭奠。
墓志铭用“矢心报国，固守其穷。不为折腰，丹心荜蓬”来概括汪溢的一生，此评价可谓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