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刑法中社会危害性的历史变迁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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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核心精神是刑罚的严厉程度要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成正相关，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越大，刑罚越严厉，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相适应，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而变化。某种行为，在一个社会时期具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行为，而当社会形态发生大的变化后，其危害性也许会变小，甚至不被认为是犯罪。因此判断一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一定要结合该行为所处的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当人类社会发展较快时，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变化也就较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发展迅速，建设现代文明社会所必需的价值观念必然与传统理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碰撞，反应在刑法领域，就是对不得不对某些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重新评估和认识。

下面是两个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例：

一、大学生掏鸟窝案。闫某，2014年7月，在家乡猎捕了12只燕隼。后通过网络发布将11只卖掉。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一审以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零6个月，闫某上诉后被河南新乡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该案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央视也作了专题报道。

二、许霆案。许霆案曾经轰动一时，2006年4月21日，广州青年许霆与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万元，潜逃一年后落网。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以盗窃罪改判许霆5年有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个案件中，社会关注的并不是案情和案件所涉的罪名，如在许霆案中，许霆的行为究竟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除了专业人士外，并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社会争议的是对这两个案件的判处的刑罚，掏几只鸟窝却付出十年的自由，代价是不是太大；盗窃十几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刑罚是否过重。争议背后的实质，就是人们在对这两种犯罪行会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上产生了较大分歧。

在传统的理念中，破坏生态的行为并不具有多么严重的社会危害。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捕杀野生动物也不是什么犯罪行为。对大学生掏鸟窝案的重处，体现的是对建设生态文明价值观念的坚决维护。在维护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下，法律对危害生态文明的行为重新进行评价，从无害到有害，从轻微危害到严重危害。正是体现了从以往对自然的无限制索取到坚决维护生态文明的理念的转变。而许霆案天壤不同的判决，则体现了经济高度发展后，对人权保护重视程度的增强。在物资较为匮乏的年代，即使侵犯少量财物也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社会对于侵财类犯罪的容忍度也会加大。与此相对应，刑法修正案逐步取消了包括盗窃罪在内的一批非暴力性经济犯罪死刑。在许霆犯案的2006年，十几万元已算不上是一笔巨款。而初审却是次于死刑的最重判决，如果再与同样是非暴力经济犯罪的贪污贿赂犯罪所判处刑罚对比，人们就会觉得显然有失公正。许霆案二审改判将其大幅度降为5年有期徒刑，正是对此种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新评估。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现代文明，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思想观念进步的结果。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当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后，对一些行为的定性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将眼光贯穿于整个法制史，就会发现有许多行为在刑法上的定性和评价已发生变化。古代有罪或者罪重的，现代可能无罪或者罪轻；古代认为没有危害或危害轻的，现代可能有认为有危害或者危害重。其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文明发展了，人们的理念发展了，对同一行为社会危害性的评价才会改变。血亲复仇同态复仇从理所当然到被禁止；侵犯皇权和家庭伦理的行为从“十恶”之列，到现代逐渐放松或不作犯罪处理；侵犯生态从正当到严厉处罚；公权侵犯个人权利从漠视到不断重视， 所有这些反映出来的是人类社会从无序到有序，从专制高压到民主自由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在此过程中必然产生观念理念和价值的碰撞，最集中的一种表现就是对一些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争议。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最权威最有力的武器，其作出的刑罚判决，是对该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为权威的评价。反过来，刑法对某种有争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合理评价，能理清分歧，引导人们的行为，进而捍卫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

（作者：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检察院 王小勇 编辑：刘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