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纳(1897—1962)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1955年和1963年普利策小说奖得主。而他之所以被称为大师,决不是因为《喧哗与骚动》或《押沙龙,押沙龙!》这样一两部作品,读者们同样被他所缔造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体系的众多短篇小说所折服。短篇小说,福克纳本人认为,它是一种在艺术高度上仅次于诗歌的体裁,因为作家写短篇小说“要求几近绝对的精确”。《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体系中一篇重要小说,讲述了美国南方小镇上一个看似恐怖,却又令人深思的爱情故事。故事的女主人公,艾米莉,作为约克纳帕塔法县杰弗逊小镇上唯一的贵族后裔,从小被森严的门第观念和清教文化所禁锢,她的求婚者也被父亲一个个赶走。直到父亲去世后,荷默·伯隆,一个在镇上修路的北方佬闯入她封闭的内心,但小镇的人们却纷纷议论,并不祝福这段爱情,因为大家都觉得“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一段时间后,荷默销声匿迹,而艾米莉又回归到她以前的生活,只是更加的茕茕孑立,过起了足不出户的生活。直到四十年后她去世后,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进入她的房间,才发现荷默的干尸和干尸枕边“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尽管在很多批评家看来,艾米莉不啻为一个变态的、冷血的杀手,但是,就如同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眼中的艾米莉也应该是不同的。笔者看到的是一个在“无法接近、怪僻乖张”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纤细、敏感的女儿心,终生都在与这个男权社会抗争的女性形象。本文即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艾米莉的悲剧成因和心路历程。而福克纳把小说的题目命名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笔者认为,这玫瑰,是福克纳本人以及他心中理想的读者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对艾米莉的扼腕同情和深深的哀挽。而我们从这篇短篇小说中也见证了艾米莉这个如玫瑰般的女子,从含苞待放到枯萎凋零的全过程。
艾米莉的一生,代表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是不可避免的一出悲剧。艾米莉自身的女性意识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三个阶段:自我意识的压抑,自我意识的苏醒及自我意识导致的抗争与毁灭。下面将分别从这三方面阐述艾米莉的心路历程:
一、自我意识的压抑
传统男权或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其原型可追溯至《圣经》:上帝造人先是用泥土造出了男人的始祖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女人的始祖夏娃。从基督教的源头,不难看出女性是男性的从属这种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一文故事的发生背景是美国战后的南方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种植园经济,是以父权制为特征的典型社会机制。父亲在一家之中享有绝对的权威,控制和决定着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命运。“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莉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莉,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少女时期的艾米莉,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温婉可人,宛如天使的淑女形象,是按照父亲给她安排的模式所成长着。正如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道:“女性并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如果说在青春期以前,有时甚至从婴儿早期,在我们看来她的性征就已经决定,那不是因为有什么神秘的本能在直接注定她是被动的、爱撒娇的、富于母性的,而是因为他人对这个孩子的影响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要素。于是她从小就受到灌输,要完成女性的使命。”
父亲对艾米莉一厢情愿地进行着父权制和门第观念的灌输,认为将她与外界隔绝是对她的保护,所以一直坚持以他的方式“保护”着艾米莉。为了维持门第的高贵,赶走了一切艾米莉的追求者,然而这种保护,却像一座无形的塔,使她从小与外界完全脱离,导致她的人格社会化受到严重的阻碍。“由于其社会化过程的中断,艾米莉的成长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行为上都是呈畸形状态。她无法建立自己正常的人格,无法摆正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本应该是天真烂漫、美好的少女时代,由于屈从于父亲的意识,变得单调而苍白。她犹如一朵孤傲的玫瑰,不肯俯就人间烟火,这个年纪本该有的对爱情的憧憬,在长期的自我意识压抑过程中,也被冰封起来。
二、自我意识的苏醒
在父亲去世后,艾米莉有一段时间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直到包工头荷默•伯隆,这个“个子高大,皮肤黝黑,精明强干”的北方佬出现。荷默犹如一丝清新的风,使她冰封已久的少女心开始复苏而明媚起来。
从艾米莉的外貌上来看,“她剪了短发,看起来像个姑娘”,剪短头发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她决心与过去在父亲影子中生活的自己决裂。同普通女孩陷入热恋中一样,她对荷默的爱也是那么的执著与炽烈。礼拜天的下午她和荷默一齐驾着轻便马车出游,不顾与荷默的社会地位相差悬殊,也不顾周围如此强大的流言蜚语,“一个高贵的大家闺秀怎么也不该忘记自己的身份”,“可怜的艾米莉”,对于一个在南方清教观念和门第观念中长大的女子来说,能走出这一步难能可贵。“她的阶级出身和她来自的区域使他们两个人的恋情对富有象征的社会秩序具有双重的敌对性。”艾米莉的大胆举动对小镇居民的冲击就是在抹杀维护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少的等级差异,可以看到艾米莉在努力的摆脱阶级对她的束缚,摆脱自己“南方淑女”的形象,勇敢地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从一些细节来看,我们也不难观察到艾米莉的小女子情怀。她是一个浪漫、细腻、单纯、并且向往美好爱情的女子。她“去过首饰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每件上面刻着‘荷默’”,“买了全套男人服装,包括睡衣在内”,以及从小说结尾艾米莉布置他们婚房的陈设:“玫瑰色窗帘,玫瑰色的灯罩,梳妆台,一排精细的水晶制品和白银作底的男人盥洗用具”,艾米莉待嫁时的心情应该如同这玫瑰色一样,是单纯地对生活充满憧憬和无限希望的,却不知道有什么样凶险的未来在等待着她。
三、自我意识导致的抗争与毁灭
小镇的居民不看好艾米莉和荷默的结合,对艾米莉的干涉和舆论压力愈演愈烈,无人考虑艾米莉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女人的诉求,他们不能容许心中的“纪念碑”变成“青年的坏榜样”,通过浸礼会的牧师和艾米莉的堂姐妹来竭力破坏这段爱情,艾米莉成为了众矢之的。小镇居民对于男女爱情观的双重标准及愈演愈烈的舆论压力都是艾米丽疯狂的导火索。
而另一方面,当艾米莉抛下阶级观念,深深地爱上荷默后,才发现所托非人。她如同飞蛾扑火般,如此危险的爱上一个人。而来自北方的荷默,有着不羁的心,向往自由的天性。他和艾米莉出双入对的时候,又向众人宣告他是无意于成家的人。这个玩世不恭的北方佬只是把艾米莉当作一个玩偶,工程结束之后就要走,他没有丝毫考虑艾米莉爱他是背负了多大的压力,而是时时准备抛弃她。她所爱的这个男人的爱情观与她如此大相径庭:她是如此全心全意,而荷默只想从爱中抽身而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他和小镇居民一起,把艾米莉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荷默对艾米莉来说,犹如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地压垮了她。艾米莉被荷默,她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人所抛弃后,走上了人格的分裂和异化之路。因为此时,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已经非常强烈,但是在男权的社会里,女性“都是作为爱情的依附物而存在,她们真正的价值在于忠于爱情,忠于男性,在爱情的伟大中展示自己,而无自己相对于男性独立存在的性格。”她不过追寻爱情,却遭遇世俗冷眼,爱人背离,她犹如一只小虫,却宿命般地无法逃脱整个男权社会为她所撒下的这张大网。无法想象她是含着怎么样的恨与痛,还有无法与人言说的爱,用亲手买来的砒霜,痴情而决绝地毒死了荷默,接下来的四十余年,她每日面对尸体,在阴郁、封闭的古宅中度过了自己苍白的余生。
艾米莉的抗争是倔强而无声的,作者甚至没有用到眼泪这个词。她毅然绝然的杀死荷默也毁灭自己,一生不再相信爱情,与爱人的尸体同床共枕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点,用一生的孤傲守住了希冀的“玫瑰新房”,这个她固执留住的爱情的美好幻象。她极端的抗争方式是对残酷的小镇人群的一种控诉,是对自己在父亲“庇护”下度过的孤独压抑少女时光的控诉,是对这个带给她无穷无尽伤害的社会的控诉。
四、结语
福克纳曾在弗吉尼亚大学做演讲时说到,这个故事是关于“可怜的、可悲的人为了得到所有人都想得到的基本的东西,和自己的心灵,和别人,和环境进行的搏斗。”福克纳在本文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出社会的悲剧和女性痛彻心扉的呐喊。艾米莉的女性意识,尽管在少女期的压抑后得以苏醒,却带给她的是无尽的痛苦和毁灭,在男权文化樊篱中生长的玫瑰是摆脱不了凋零和枯萎的命运。福克纳独具匠心地为艾米莉献上的这朵玫瑰,笔者认为,是希望这朵被残酷社会所摧残的玫瑰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永生而不朽。
(作者: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 陈彦斌 编辑: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