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果到过程的跨越

发布时间：201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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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政治、思想、意识还比较固化的社会环境中说出这样一句话，不啻是一桩破天荒的大事，其意义怎么高估都是不为过的。

但是，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与世界接轨，中国人的境界业已大大拓宽。脱离了政治背景的基础上回过头来再审视这句话，我们理应可以作更多的讨论、有更多的体会。

“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来看恐怕是要打个疑问的。因为首要的困难便是凭借人类现有的手段是否能够穷尽一切“实践”（虽然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需要真正去穷尽那些手段）。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上述论断就需要进行修正。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修正——理论！只有在理论上能够得到证明，实践中得到验证，我们才能肯定地说真理得到了检验。

郑也夫先生，少时曾在北大荒务农、伐木等，恢复高考后陆续在北京、美国求学，研究社会学不辍。最近拜读了其主要著作之一的《代价论》，学识见长。

书中有一个章节是讨论“经济平等”议题的。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产生过很多对于平等的追求，经济收入与报偿的平等是其中之一，并以此为理想有过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但现实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并没有达成原有的理想。既然实践之路并没有走通，那么能否从理论上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按需分配是可能的吗？

作者认为，按需分配并不等于平等，并且超越了平等的范畴，即使是这一理想的持有者，同样认为该目标的实现是极为遥远的。我们把不平等的状况与平等的追求贯穿在一切社会生活之中，但是要想让这一对问题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却也是极难想象的。

由此，按需分配的理想者就把“按劳分配”作为从不平等向平等社会过渡时贯彻的原则。但是作者同样认为它不可能在严格的意义上付诸实践。理由如下：按劳分配的“劳”是难以度量因而不可操作。分配所依据的劳动之多少与社会效益联系，但是效率的标准却难以建立。按劳分配需要一只有形的手去操作，而少数人不可能恰当地为全部劳动和产品制定出标准。因此，客观的按劳分配是不存在的，企图按这一原则去追求平等是不可能的。

既然无法通过按需分配，亦或按劳分配实现平等，如果坚持要得到平等，就只有一个途径：不管“需”与“劳”，坚持贯彻收入上的平等，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对此，作者作了精辟的分析：在市场机制被人为的计划打碎的地方，收入中获得的平等在消费时却难以实现。在这一制度中，商品的价格不随供求关系而起伏，实际上是把生产领域中的竞争转移到了消费领域。买到紧缺商品的人实际上意味着收入的增多，平等同样荡然无存。最终我们会发现，平等分配的原则只不过是把竞争从生产领域驱赶到消费领域，从挖掘生产力推向挖掘人际关系。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经济领域转向司法领域，情况是何其相似。曾有一段时期，我们极力追求结果上的平等与公正。确实，我们一度以为已经达到了司法的公平公正。但是近些年来持续曝光出来的冤假错案，似乎又把我们的理想无情击碎。侦查权监督与约束的软弱，缺乏有力保障的辩护权，三法司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等等，这些程序上的瑕疵，都使结果公正似乎不那么令人信心满满。

作者在文末提出了一个更为敏感的道德判定问题：平等意味着公正吗？我们同样可以问一问：结果意味着公正吗？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公正的真正基础是机会的平等、公平的竞争。强调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思想比强调分配平等的思想付出的代价更小，获得的收益更大。企图打破竞争规则，即使处于追求平等的愿望，带来的只能是向着特权社会的回归。

过程正义还是结果正义，如果两全其美自然大快人心，但是如果只能二选其一呢，是“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还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确实是个问题。相信，双方各自拥趸的辩护理由也是很充分、很正当的。但总是要做出选择。不妨借用一下郑也夫先生的标准，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重。不论从社会意义，还是个人权利意义上，似乎过程正义的收益更多一些。而放弃的那一部分，或许是我们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最后，让我们用杰克逊大法官的一句话来回答上述我们曾提出的问题吧：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正确才具有终局性，恰恰相反，是因为我的判决具有终局性所以才正确的。

（作者：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  冯新  编辑：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