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寻保传”】 寻碑记 ——米仓古道“立不起的碑”寻访随感

沿河沟徒步约300多米，在一处废弃的木屋附近，我们看到了这块传颂已久的“立不起的碑”，石碑是一块巨大的石板藏于一棵漆树下面，由于时间久远，碑的上部已经深深嵌入漆树根部，成为漆树的支撑，碑体为花岗岩材质，为就地刻制，字体粗糙，碑面长满青苔，宛如一个疲惫的老人，倚靠在山坡上休息。割开杂草和树枝、拂去苔藓，果然发现了依稀可辨的文字。经过张祺尉的初步辨认，碑文内容为：“大清嘉庆二年（1797年），岁在丁巳.....，得大人入川安民之告示......，皇清庚申年（1800年）二月.....”，因部分碑体埋于黄土，整体碑文无法全部阅读。该碑最后载明时间为1800年（嘉庆五年）。粗糙程度不像官府制作，或为当时地方团练或当地保甲所刻。

张祺尉还告诉我们：该碑被称作“立不起的碑”，为米仓古道和红色交通线六景之一。最早记录这个石碑的，是著名地下党员武志平。1933年期间，武志平在碑坝镇西河村凉水井一带居住工作过，并经常来往于此处，他将碑文记录在《巴山二年》手稿中。此后作家萧凤将这一情节写进了小说《巴山不了情》。根据巴中市文史专家反馈，四川的地方志中对此碑也有记载。

关于该碑的文字解读，让我们了解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清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枝江、宜都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很快起义规模不断扩大，迅速波及川陕鄂三省。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要求沿途各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在此情况下，起义军多次战斗失利，主要领导人纷纷牺牲、被俘或变节，残存义军被迫退入米仓山、巴山老林进行周旋。陕西汉中的南部山区就成为白莲教义军和清政府官军来回进行拉锯、游击的核心战区。

据考证，“立不起的碑”碑文中记载的“得大人”就是“德楞泰”。据《清史稿》记载，德楞泰全名“伍弥特·德楞泰”，生于1749年，卒于1809年， 字惇堂，蒙古正黄旗人，清代著名将领。参加过大小金川、石峰堡等战役，以军功擢升为前锋参领、副都统衔，赐继勇巴图鲁称号，图像收入紫光阁。嘉庆二年（1797年），与明亮领兵出征镇压白莲教义军，先后多次重创义军。嘉庆四年（1799年），因斩获多名义军首领，军功卓越，授参赞大臣，死后被追谥“忠毅”。 

那时候的川陕边境战火纷飞，清军为堵截白莲教起义军，在羊圈关卡门驻军，在相邻的花石梁小道设卡；南郑知府方其正又在羊圈关上200米再建镇南关，在喜神坝小坝与四川南江县巴峪关再建巫山垭关卡，在小南海驻军青石关，为南郑六大关卡堵截追杀白莲教义军。“立不起的碑”反映的就是这段历史。

同期，在南郑区高台镇弥陀村留存的《重修济众桥碑序》中记载“……自嘉庆元年，贼匪造反，始自湖北，扰害川楚，延及三年，反至汉南，于十一月初六日扎营于新集，上至红庙堂，下及南八坝尽属贼匪扎营之地，杀人无数，烧房无数，裹去英年俊秀无数，呜呼，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战火所过之处，已成人间炼狱，不忍再读。

 站在寂静的山谷，看着这块藏在深山之中，罕为人知的石碑，让我深深感到，“立不起的碑”终究立不起，不仅是因为当时“未能立起来”，而是川陕白莲教起义本是一场中华民族的巨大内耗和灾难，既是被压迫的底层群众对生存的奋力抗争，也是满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更是一场百万黎民的浩劫，确实是一个“立不起的碑”。

我突然感到，这块“立不起的碑”也或许是满清王朝“大厦将倾”的挽歌。

碑文中的“得大人”，伍弥特·德楞泰靠着剿杀白莲教义军而平步青云，被授为参赞大臣，晋封三等继勇公，荣耀声望达到顶点。但六十年后，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俄、美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德楞泰的孙子花沙纳作为清政府签约代表，签下这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这块“立不起的碑”也真正成了“无法立起来的碑”。

时光荏苒，两百多年弹指一挥，曾经人流不息的米仓古道也已经废弃，变得荒芜不堪。但这块“立不起的碑”却作为时代的标记，依然静静地藏在这里。

 作为一个民族的一段苦难记忆，“立不起的碑”确实立不起来，但作为新时代的见证，“立不起的碑”可以、也应当立起来了。它虽产自于一段民族的伤痛，却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新中国的卓越建设成就。

试看今日之中国，蜀道不再难行，人民不再颠沛流离，群众安居乐业，家家生活安康，如果先民有灵，那可以安息，如果苍山有情，便不再悲戚。

此碑苍然，可以引人深思，不忘先民之苦难，长怀家国复兴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