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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庭审翻供的审查及对弹劾证据的运用
对庭审翻供的审查及对弹劾证据的运用
2016年11月23日   省院研究室 【字体: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点击率:  

近年来,随着人性化、透明化司法的深入和被告人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在庭审活动中,被告人当庭翻供逐渐呈现出增长趋势,而我们公诉人对此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前几年曝光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均与未重视被告人当庭翻供有直接关系,在“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序幕拉开的今天,公诉人应当对被告人当庭翻供予以足够的重视,要重庭审,重证据,在认真审查质证的基础上,运用好弹劾证据做好庭审应对。

一、充分认识庭审供述不同于庭前供述的重要价值

过去,我们往往不去考虑被告人当庭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性,下意识地直接表现出力争迫使其改变翻供、低头认罪的职业习惯,或者对被告人的翻供置之不理,或者只是简单宣读几份庭前有罪供述并出示侦查机关出具的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明,甚至要求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进行举证,刑审法官往往也不加思索地站在控方指责庭审翻供的立场。“重庭前口供、轻庭审陈述”是长期以来公检法三机关“重配合、轻监督”,以“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为首务,“互相制约”为有限责任和附随义务的“公检法职业共同体”伦理和心理认同感所决定的,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重视。

(一)以“庭审”为中心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改革的核心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就是要确立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最新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与具体方案,提出“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以审判为中心”是与“以侦查为中心”相对而言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摆正侦查、公诉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构建一个以审判为中心的科学、合理的诉讼构造。

   “以审判为中心”强调审判的中心地位,要求整个诉讼过程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均以审判环节为中心来展开,侦查、起诉等活动是为审判作准备,审判具有最终性的关键作用。“以审判为中心”是对以往“以侦查为中心”、庭审走形式的反思和纠正,它内在地蕴含着以庭审为中心,从而实现庭审实质化,使法庭审理成为审判的决定性环节。“重庭审、重证据”成为这次司法改革的必然要求,“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观念必将更加强化。而作为“证据之王”的被告人口供,在庭审中则必然会得到刑审法官的格外重视,庭审中,一次有罪供述可能比庭前一百次有罪供述更为可信,而一次无罪翻供则可能使法官对庭前的所有有罪供述产生怀疑。

(二)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理念

   直接言词原则,也称口证原则,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它是指法官亲自听取双方当事人、证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当庭口头陈述和法庭辩论,从而形成案件事实真实性的内心确认,并据以对案件作出裁判,它是司法亲历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要求。直接言词原则包含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是指裁判案件的法官、陪审员只能以亲自在法庭上确认的证据材料作为裁判之基础的诉讼原则。言词原则,又称言词审理原则,要求当事人等在法庭上须用言词形式开展质证辩论的原则。“言词原则要求,法院只能依据开庭审理时的口头陈述和证言进行事实认定。对侦查案卷记载的内容,原则上不允许作为法院判决的基础。” [1]

根据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被告人庭前供述原则上不具备可采性,只有在满足例外情形时才可以进入法庭。在德国,被告人庭外供述无论是侦讯笔录,还是被告人自书的供词,因与直接言词原则相悖而被法庭所拒斥,因而庭外与庭内供述在证据效力上存在明显的分野,庭外供述原则上并不具有可采性。《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对事实的证明如果建立在一个人的感觉之上的时候,要在审判中对他询问。询问不允许以宣读以前的询问笔录或者书面证言而代替。”但德国对被告人庭外供述的排斥设置了例外情形:庭外供述可作为辅助证据或弹劾证据被宣读。《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4条第1款规定:“为了查证自白,可以宣读法官笔录中记载的被告人陈述。”

   以庭审为中心,必须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因为只有根据以经过当庭对质的被告人陈述认定案件事实,才可以有效保证言词证据的可靠性,才能凸显庭审的中心地位。如若仍然习惯于以来源于侦查的书面笔录作为定案根据,庭审便永远无法摆脱侦查的控制。

(三)“重庭前供述、轻庭审翻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诚然,在我们国家,被告人庭前供述的真实性往往都大于当庭陈述。一般而言,犯罪分子都有趋利避害、避重就轻的心理,经过侦查人员的讯问,往往在意志最薄弱的时刻心理防线被突破,从而作出了有罪供述,这种供述通常是真实的。而在后来的阶段尤其是在庭审阶段,被告人容易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翻供,这种翻供通常是虚假的。但不可否认,庭前供述特别是侦查阶段的供述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可能,侦查讯问的环境更封闭、不透明,事实证明,侦查人员由于各种原因采取刑讯逼供也不是空穴来风。而相反,庭审陈述的环境更加公开、透明,对于因刑讯而作有罪供述的被告人,公开、透明且有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支持的庭审,则是其摆脱冤错嫌疑的最佳“翻供”场合。尽管对刑讯逼供进行的“翻供”在庭审翻供中所占比例极低,但对这种“翻供”的忽视或被草率认定为“认罪态度不好”,则会直接导致冤错案件,甚至导致办案人司法错案的追责。我国近几年报道的冤假错案,如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等,都证明当被告人庭前供述与当庭供述不一致时,法院仍以被告人庭前有罪供述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

二、对被告人当庭翻供的审查质证

由于翻供有真有假,为了做到不枉不纵,公诉人应注意沉着冷静,耐心听取被告人陈述,先结合已掌握的全案证据情况,对被告人的当庭翻供进行审查,判断其翻供是否可信。对被告人的当庭翻供,首先要针对其翻供的理由和内容进行审查质证;其次,要结合之前供述的收集方法和来源以及原供的内容进行审查分析。

(一)针对翻供进行审查质证。

1.审查当庭翻供的理由。一般来说,被告人当庭翻供的理由主要是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此时根据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6 条的内容,公诉人应当向法庭申请,要求被告人提出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如果被告人提不出相关线索或者证据,初步可以认定其翻供无理。此外,对以替人顶罪为由翻供的,要询问为什么替人顶罪;对以记忆不清为由翻供的,要询问影响记忆的原因。总之,被告人当庭翻供必须要有理由,同时要能够对理由做出详细、合理的解释,才具有初步的真实性。我们办理的一起因入室盗窃而发生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犯罪嫌疑人吕某和张某在二审之前的侦查、起诉环节一直供述稳定且相互印证,供认吕某入室在被害人发现后用木棒连续击打其头部(经鉴定为被害人死因),张某在门外望风,一审法院判处吕某死刑,张某有期徒刑。二审上诉后,吕某当庭突然翻供,称其没有用木棒打人,如果翻供成立则本案二人责任不清,直接影响量刑。我们在审查中发现,本案其他证据扎实,包括入室作案前从网吧离开的时间及活动情况、现场二人脚印的鉴定情况、作案后在小商店打电话的时间及证据、逃跑时乘车的时间及车辆情况,但在作案现场没有提取到吕某使用木棒的痕迹物证和其他证据,仅有二人相互印证且稳定的供述,对此我们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并在审查结案前详细讯问了两被告人。面对吕某当庭翻供,公诉人追问其翻供的理由,吕某称,“作案后觉得事儿也不大,出于哥们义气就全揽自己身上了”,这样的解释也算合乎道理。公诉人再追问,“一审判死刑后,事大不大?”,吕某沉默,再问“那为何在一审判死刑后,二审审查期间检察人员讯问时,你仍然供认是自己用木棒打人?”吕某低头不语了,后经公诉人释法说理,吕某当庭再次供认了其用木棒打人的事实。

2.审查当庭翻供的内容。看被告人的当庭陈述是否有理有据,有情可查。一方面,要审查当庭陈述的内容是否合理,能否自圆其说。如果被告人的当庭陈述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胡编乱造,通常都会有很多漏洞,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甚至会前后矛盾。另一方面,要审查当庭陈述有无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被告人当庭翻供时,通常不只是推翻其原来所作的有罪供述,而且往往会提出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并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来支持其辩解。如在某基层院办理的一起二人作案的伤害案件中,认定第一被告的证据非常扎实,第二被告一直不认罪,但第一被告及被害人一直指认其参与犯罪,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再次组织被害人对第二被告进行了辨认,仍然指向第二被告作案,庭审中第一被告当庭翻供称第一被告没有参与作案,同时,第二被告称其没有作案时间,并提出发案时其在外地打工,有其女友为证。公诉人申请中止审理,经与公安机关赴外省调查,该女友称发案时第二被告与其在一起没有作案时间,检察机关遂将第二被告撤回起诉。检察机关对被告人翻供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一定要认真查证,如果查证的结果显示被告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成立,则当庭翻供具有真实性,反之则翻供虚假。

(二)结合庭前供述进行审查质证

既然被告人的庭前供述与其当庭翻供不可能同真,只要能确定原供是真实的,那么翻供就必然是虚假的。这是司法实践中审查甄别翻供时最常用的方法,在被告人翻供本身真假难辨或者难以查证的情况下,通过对庭前供述的审查分析,也可以间接对翻供的真伪作出判断。当然,这有赖于公诉人扎实的庭前阅卷、审查和庭前准备。

1.审查原供的收集方法和来源。首先,要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的情形。排除了非法取供的情形,原供就有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其次,看原供的来源除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制作的供述笔录之外,是否还有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词。如果存在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词,只要能够排除伪造和逼迫的可能,原供的真实性就是肯定的。最后,看是否有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讯问时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只要录音录像的内容与供述笔录相符,就可以证明被告人的原供是真实的,翻供是虚假的。

2.审查原供的内容。首先,既然供述的前后一致是供述真实性的一项保证,就可以通过阅卷审查被告人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所作的多份供述是否一致,如一致则原供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其次,看原供的内容是否明确具体。如果原供说出了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动机、目的以及其他具体情节,则原供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反之,如果原供抽象笼统或者模棱两可,被告人只是简单地供称“是我干的”,却没有说出犯罪的具体情况,则原供虚假的可能性较大。这里要特别注意审查被告人在原供中是否透露了只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情节。在不存在指供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透露了这样的事实和情节,特别是其供述了只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才能知道的隐蔽性强的细节事实和证据,则原供应当认定是真实的。

3.审查原供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吻合,能否相互印证。这里要特别注意原供的形成时间和形成过程,看先有被告人的供述还是先有其他证据,即“先供后证”还是“先证后供”。如果与原供吻合的证据的调取时间先于被告人的供述,被告人的供述是逐渐接近案内其他证据,并最终达到完全的吻合,即“先证后供”,则不排除存在指供、逼供的可能,原供的真实性要打折扣。如果被告人作出供述的时间先于有关证据的调取时间,或者侦查人员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才提取到了相关证据,即“先供后证”,则原供具有较大的真实性。

对于在庭前审查未发现,经庭审审查质证发现庭前供述属非法证据的,要坚决予以排除。

三、运用弹劾证据对被告人翻供进行质驳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36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与在侦查、审查起诉中的供述不一致,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可以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或者提出其他证据进行证明。”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当庭翻供,要求公诉人运用弹劾证据进行驳辩的概括规定。

弹劾证据在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应用较为广泛,尽管我国司法实务界对于弹劾证据的概念和理论还很陌生,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会使用弹劾证据,用以质疑被告人供述等的可信性。弹劾的英文是impeachment,在诉讼法意义上,国外的诉讼弹劾更常用于弹劾证人的场合,即对证人、被告人、被害人、鉴定人等人的证词的可信性提出质疑。[2]所谓弹劾证据是用以攻击当庭供述或证言可信性的证据,其不同于实质性证据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主要作用在于抵消庭审陈述的可信性。弹劾证据作用的发挥,对于有效地揭露被告人当庭供述的不可信、实现法庭程序正义和揭明事实真相具有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就对如何运用弹劾证据质驳被告人当庭翻供进行探讨。

对于被告人当庭翻供,经对翻供的理由和内容,对原供的来源、内容及与案内其他证据是否吻合进行质证审查后,对仍然拒绝认罪的无理翻供,公诉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运用弹劾证据进行质驳:

1.运用庭前供述进行驳辩。被告人的庭前供述作弹劾证据使用,于理于法都没有问题,但应当说明: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或者庭审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矛盾,应当采信其庭前供述。于法,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可以宣读被告人供述笔录,并针对笔录中被告人的供述内容对被告人进行讯问”。于理,根据证据法理论,供述的前后一致性,是供述真实可靠性的一项保证。而供述前后矛盾,完全可以作为证据质疑(弹劾)的理由和根据,因为对同一事实作出实质上不同的两种以上的体验性陈述,造成了证据内容的根本矛盾,根据逻辑规律,这些矛盾陈述,可能同假,但不可能同真。因此必须进行质辩,从而去伪存真,而质辩的有力手段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用被告人的庭前供述质疑其当庭陈述。首先让被告人供述其翻供的原因和理由,针对其中的矛盾点,宣读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所作供述,与其在庭上的供述相对比,通过举证来分析其真伪,论证其翻供的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被告人庭审中翻供,但不能合理说明翻供原因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矛盾,而其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前供述。

2.出示同步录音录像或亲笔供词进行合法性证明。这主要是证明取证时被告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在讯问时进行了同步录音录像,在被告人翻供时可以当庭播放。只要录音录像的内容与供述笔录相符,就能够证明被告人的原供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翻供是虚假的。如果存在被告人亲笔书写的供词,只要能够排除伪造和逼迫的可能,原供的真实性就是肯定的。由于亲笔供词是被告人自己亲笔所写的供述, 与侦查人员作的讯问笔录有所不同, 则在很大程度上可防止被告人以“自己没有核对过笔录”、“笔录不是自己本意, 系侦查人员随意所写”为由翻供的现象。

3.提交看守所体检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或者通知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进行证据合法性证明。这主要是证明取证是合法的,没有刑讯逼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法庭决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可以由公诉人“提请法庭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等方式,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应当注意的是该解释增加了第二款的规定,“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实践中,公诉人经常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书面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而且只提供侦查机关的合法性说明材料不能充分证明取证过程合法。

(来源: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马朝阳 编辑:贺军)



[1] 张保生: 《审判中心与证据裁判》, 《光明日报》, 2014-11-05。

[2] 参见西南政法大学陈意智硕士论文《论弹劾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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