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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学敏文学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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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2月17日   网站 【字体: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点击率:  

吕学敏文学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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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学敏文学作品集

吕学敏,男,1966年生,陕西商州人,陕西省铜川新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陕西省作协理事,铜川作协副主席,新区作协主席,铜川政协委员。创作并出版有长篇小说《没有意思》《白狐》《早晨》《子宫》《腿林》,作品选集《清夜闲步》《青堂瓦舍》,曾主编《铜川散文新选》,2014年3月出版短篇小说选《槐花香》。在各类文学期刊、报纸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其中散文《醉夜说商州》、《祖父是一块地》,报告文学《夕阳深处爱更浓》等多篇获得省、市文学奖。长篇小说《子宫》是陕西省首部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影响较大,获第十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文学类)三等奖、陕西人口文艺奖一等奖、电视短剧《金凹村里计生事》获陕西人口文艺奖二等奖,陕西检察网络微故事征文(小说)一等奖。近年来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在《陕西文学界》《秦岭》《山泉》《华原》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较有影响。长篇小说《腿林》已在黄河出版社发行。  

吕学敏文学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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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林

作者:吕学敏

出版社:黄河出版社

《腿林》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作者以北方农村为背景,以农家小狗的见闻所及作为叙写角度,全方位的叙写了整个村子在改革开放期间所展示的淋漓状态。小说里人物众多,立体的让几十个农村生活中的人物演绎出琐碎、真实、浓烈而诗意的样态。可谓是北方农村的一部“信史”。

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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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农村的一部“信史”——吕学敏长篇小说《腿林》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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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盱丘堂

我是敌酒的人

我看“奖”

五月照金

捂出来的香

新年

阳光就在河边走

农民的住

少时“水漂船”

柿子醋

清晨到黄昏的长度

飘香的担子

信任

土坯西施

驴子的样子真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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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烩

商州有股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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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冬与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国平合影

 

漆居斋每日读书

川淮

《槐花香----吕学敏短篇小说选》吕学敏著。北京图书出版社2014年3月版。前日学敏赠。

学敏是我多年的朋友和文友,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交往,始终以文为题,以文切磋,不觉之间,三十多年了。三十年中,他始终坚持业余创作,文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虽然作为检察官,但始终在文学圈里混着,连他自己都有干错了行的感觉。实际上文学的追求始终在自己职业之外可能是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卡夫卡、李劼人等就是这样。

贾平凹把商州作为自己文学题材的生养之地,学敏也是如此。他在铜川多年,写了三十年的商州。他追求语言的玩味性,在方言正语之间组成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语言叙述体系。用自己的话来写,在方言中走进一个平凡但又诡异的“现实”,语言上的狡黠恰恰是一个文学家成熟的标志,临界五十岁的学敏会写的愈来愈好!

学敏小说最近的观照是贾平凹和汪曾祺,还有老舍,这几个人对他的小说无疑是影响深远。我读他的短篇小说,想的却是美国的短篇之王卡佛。学敏告诉了我们一个又一个商州故事,把感伤和欢乐隐藏在自己的叙述里。

“春刚离开,天就迫不及待地热烈起来,日子很平妥地过,像每天的风从树梢上舞蹈着过一样。隔几天就来一场雨,哗哗的下,河道里汹涌一阵,下过就又天晴,天晴得小伙子一样猛……”(《骨头的记忆》)

这就是学敏的语言,含蓄柔和,没有多年的功力难得此境!慢慢地读,惊喜是内心里的事情,幸亏文学,干什么,学敏都有滋有味!

集古人诗句叹曰:

一溪清泻百山重,(王安石)

微霜未落已先红。(林逋)

纵然一夜风吹去,(司空曙)

色贯玻璃彻底空。(尹廷高)

2015/2/25

 

 吕学敏文学作品集

吕学敏和著名文学评论家邢小利合影

 

从风暴中来 到和谐中去 ——小说《子宫》的人文含义

/穆光宗

“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老子》第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个“和”字就概括了万物依存的关系。《论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在这里,“和”不仅是礼之所用,也是为政之道,秩序之美。《礼记.中庸》以“和”为“天下之达道”,能“和”则四通八达,无往不利。达到“中和”,则天地得正,万物得育,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说,“社会和谐”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从“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从“天人合一”的自然意识,到“协和万邦”的国家观念,到“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文明的繁荣。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率先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谐计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影响千家万户、波及千秋万代的计划生育本身的和谐,中国社会的和谐必然残缺。从本质上讲,计划生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为了文明、进步和富强。但回望历史,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却走过了一段从风暴中来、到和谐中去的悲壮历史。

读了吕学敏长篇小说《子宫》,很有感慨。这是一部以小说形式记载中国计划生育悲壮历程的“信史”。一些故事虽然是以小说的形态记载,但反映了当时历史情景下的鲜活历史,让后人匪夷所思却不能不信,否则作者就是给历史上的计划生育抹黑了。正如评论家孙见喜所言:“我猜想在中国以外,再经典的作家都编不了这个故事”。故事是编写的,人物是塑造的,但材料是真实的。

吕学敏的文字生动老到,有陕西特色,多可圈可点的佳句和美文,这就不多说了。他的智慧在以隐喻方式反思和批评了暴力倾向的计划生育,并以小说的形式反映了计划生育的历史变革:这就是从风暴中来,到和谐中去。例如,小说后面谈到的“女儿也是传后人”以及喜气洋洋的村计划生育知识竞赛等认识和做法。孙见喜的评论是深刻的:“作者无意颂扬什么,却在家常话似的叙述中包含着倾向;作者无意批判什么,却在貌似憨厚的文字中夹裹了锋芒”。例如,小说第一章第6页上数第七行写道:“桥一侧的水泥面上白漆写了‘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这已是好几年前写的,‘利’字都成了一半,‘民’的竖弯勾也没有了。”这是一种隐喻式的批评。

在极其严格的政策导向下,基层干部走向了广大群众的对立面,结果计划生育的一些事情就成了基层干部硬着头皮与村民“斗争”的故事。女主人公雪娃是一个悲剧人物,生性善良,富有责任感,她身上闪耀着党性和人性的光辉,但干上计划生育工作之后,她始终在党性和人性之间冲突和挣扎——第二章谈到亲戚黑豆没有达到间隔四年就怀孕一事,在持证生育的政策压力下,她的反应是强烈的:“这个晚上,雪娃觉得比一个整年头都难过,……弟弟结婚十多年没有自己的孩子,现在有了自己的骨肉,是把我叫大姑的,我如何开口向他们说这话?老人能通过吗?若我不是计生干部,会很高兴的,可偏偏这个计生干部的帽子压着我!我让弟弟生了这个孩子,村里的人又怎么看待持证生育这个政策,看待我这个计生干部?”(26页,倒数第2-7行)。“翻来翻去的睡不着……她还是翻,一晚上没睡踏实……”(27页,上数第5-7行),其内心的痛苦和挣扎昭然若揭。在第十八章,她对女孩陶陶的关心显示了她人性的光辉。

她身上的党性强于人性,她是国家机器中一个很小的“部件”,也是强制式计划生育时代一个悲剧性人物,为了党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和扭曲了自己的人性,“雪娃是村里的女儿,整个村是她的娘家,干上计生专干就是和娘家人斗争”(25页,上数1-2行)。“天底下没有不挨骂的计生干部”(190页)。第十四章找发展媳妇做工作也写尽了基层计划生育干部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难和千方百计。

作为基层的计划生育干部,雪娃是尽心尽力的,是政策执行的急先锋,但她和她的领导们关心的主要不是百姓的感受和疾苦,而是“省得镇上老批评我们村上”(第7页,上数第3行),对发展媳妇说:“坚决不能生,生了就给村里惹下麻烦了”(第十四章,第193页)。为什么不担心百姓会骂娘?计划生育对上负责的政绩观与以人为本的民生观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反而,我们的百姓显得那么通情达理,可敬可亲可爱——“黑豆也是开通人,有一句话让雪娃感动,是‘既然政策让生,咱也能生了,就提前办证,有证了生的堂堂正正,不能给当干部的姐脖子下支砖’”(28页,倒数2-4行)。雪娃的党性和黑豆的人性交相辉映,但在历史的天空中,黑豆人性的光辉更耀眼!“第二年上,黑豆持证怀孕了,生了个儿子,他们一家觉得喜又来了,仿佛比前一个喜来得巨大,来得圆满和精彩。雪娃的叔父把这个孙子看得比天上筛子大的红日头还重。”(28页,上数1-4行)。

生育负载着人类的希望、动力与幸福,生育的私权高于公权,这才是符合人本主义的计划生育。给百姓穿小鞋,脚哪有不疼不反抗之理?第八章讲述了双有夫妇上访的故事。“双有两口子第一胎是女娃,生了第二胎必须结扎,这是硬政策”(第108-109页)。后来雪娃做了工作,结扎了,但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这事过了半年,双有的儿子查出先天性心脏病,没过五个多月孩子没有了。这事情和天掉下来差不多,双有两口子把雪娃差点撕开吃了,硬让雪娃给赔娃。”(109页),谁说一环二扎,可以无忧?这种零风险的假定是以人为本、以民为重吗?因为政策的因素,本来善良的雪娃被推向了计划生育冲突的焦点,生强的感叹谁说不是雪娃的心声?“生强看着窗外还在丝丝蔓蔓的落雪,抽完一根烟,就朝墙上挂的一溜职责、制度骂了一句:‘这狗日的工作啊!’显出千分万分的无奈。”(第110-111页)。双有夫妇的痛苦上访代表了一些群众对自身权利的坚定维护和不屈抗争,是正面的,后来计划生育干部做了补救性工作也是一个证明。

“只生一个好”的政策导向大成问题(第10页,倒数第9-10行),“一个广告牌上是一个小女孩,眼睛大大的,旁边是一行字,只生一个好”(第65页,倒数第1-2行),第十一章快板书“儿多福多不敢信……儿女只要一个好,老来所养有依靠”(第150-154页),“现在的计生工作的确比前三年五年的工作顺溜多了,……但一些新的问题也出来了,比如独生子女夭折问题,还有独生子女享受的福利待遇落实问题等”( 176页,上数第8-12行)。第二十三章描写的花芳公公的故事更令人寻味:“花芳公公不认字,看看花花绿绿的宣传条条,就拿了两条回去贴,他把一条写有‘计划生育就是好,人多地球受不了’的贴在院里的榆树上,一条写有‘只生一个好’的贴在母猪圈墙上,花芳男人回来一看,一把抓下来撂到猪圈里,母猪把黄纸条条吃了”(第308页)。与其说“只生一个好”,不如说“避孕节育好”。

大月份引产只考虑了减少计划外生育,对上负责,对数量控制负责,却严重忽视了怀孕妇女的身心健康和计划生育家庭的幸福发展问题。将政策看成一朵神圣不可侵犯的“花”——“这个基本国策太大了,谁都碰不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没有这么硬的国策是不行的”(第177页),将人权看成一棵可以任意践踏的“草”——“终于把发展媳妇给解决了”(第199页),这是问题由来最大的症结。

作者将群众对生育政策的反抗和态度写得很生动。如第二章27页倒数第3行,“在堂屋一角抽旱烟的雪娃叔父燥起来,‘这是他妈的X政策,让人断子绝孙?不做,拿我这老命换个孙子算了!’”发展媳妇老爸、70岁的老汉说:“你们来这么多人是抄家呀?把我老汉杀了剐了!”(第196页,倒数第5行)。

第五章作者生动地还原了1992-1993年的历史,暴力计生,强迫命令,铁证如山。作者写道:“上下都吃紧,上面只要结果,不论其他,……舍得一身剐,全天下一起在为计生叫嚷和动作,乡上和村上工作的百分之八十多成了计生,在和违反计生和超生作斗争。……有为此打架的,有抬门扭锁的,有牵牛抢娃的,有提锅推车子的,什么都有,一点不奇怪,每个村都这样,把政策具体成有硝烟味的声响,哪个村的动静大,进展快,局里、镇上就奖励表彰。”(第67页)其时一些干部扯着基本国策的大旗,胡作非为,突击计生,鸡飞狗跳,与民为敌,“真真像旧社会打仗”(第69页)。第十四章,雪娃一行抓发展媳妇的故事也如出一辙——“洋锣的一只手就在老汉的脸上响了……不大一会儿,发展媳妇从一边的雪路上跑来了,嚷着你们是土匪,打老人不嫌造孽!”(第197页)其实,以悲剧告终的雪娃的个体生命史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计划生育的社会发展史,这是寓意深刻的小说语言。

第五章描写的故事让人倍感可怕可叹可悲!“一个大肚子妇女吓得躲到门前河边的一块大石头后,大气不敢出,整整在黑里蹲了大半夜……”(第71页),“镇上没办法来了个夜袭,带着一二十号人去到那个村,趁黑猫腰摆开阵势,把整个村包围了,挨家挨户在炕上数娃,查实了就把女人带走”(第71页),“一个村竟把人家长得十分相像的未婚妹妹从炕上抓起带走硬给做了绝育手术”(第72页,倒数11-12行),特别是描写男性干部硬是上手脱了傻妇女裤子让其上环一事已经完全突破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计划生育伦理底线(第72-74页),做那个时代的妇女真悲哀,因为没有起码的人格尊严,更悲哀的是,“镇长却对此事大加赞扬,……每个村都要学习这样的干部和这样的精神”(第74页,倒数6-8页)。这些故事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历史忠实的记录。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生强听说二侯村的计生也搞得鸡飞狗咬的,有一家为了报复计生专干,把自家的狗名字题成计生专干的名字”(第75页,倒数第4行)。出于报复的发展点着了雪娃家的麦草垛(第201-202页),等等。作者用白描的手法为历史存照,那段历史无疑不足夸耀,反倒成为今天和未来的借镜。主人公雪娃的心态透露了作者的取向:“雪娃对往昔的一幕不愿提起,……说自己真是傻了一辈子,别人不愿干的,自己干了,且干得情意绵绵的丢不下手”(第77页)。

以现在的眼光回望,“暴力计生”本不该产生,但为什么在那段峥嵘岁月计划生育却走上了歧路?归根结底是工作思路和方式出了问题,只重数量不重其他,必然出偏;只顾抓紧不要抓好,必然失衡;以数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没有群众基础和支持的计划生育必然走向愿望的反面。

事实胜于雄辩,作者没有议论什么却什么话都说了,这就是小说的魅力。在生强和发展的矛盾冲突中,生强狠狠地说:“狗日的不是人!”豆仓貌似明知故问却问得发人深省:“发展吧?”(第202页),其实也可以说是作者在发问:“发展吗?实在是强制计生错在先啊”。

所幸的是,暴力计生在提倡依法行政的今天在很多地方已成“遥远的绝响”。第九章写男女平等、关爱女孩,写得比较正面,语言生动(第122页),看了心里亮堂。

小说描述了三查以及传统计划生育“抓、拿、罚”的历史。写到干部关心的是计划外控制和完成年度目标考核任务,月报表上的主要内容是本月新婚数、怀孕数、出生数、手术数、领取药具数、死亡数等(第44页,倒数7-9行),归根结底是“以数为本”,而不是如何做好服务、如何体谅农民、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情景。

历史是最好的导师。所幸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为人文计生、和谐计生、福利计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穆光宗,男,1964年生于浙江象山,法学博士,目前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人口问题、老龄问题和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许多创新观点,在国内人口学界和老年学界有重要影响。迄今有独著4部,合著20余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国内知名报刊杂志发表论文400余篇,数百万字。曾担任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中国的计划生育白皮书》和中国老龄协会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龄问题国家报告》主笔之一。)

2014-10-22 08:08

 吕学敏文学作品集

 

细微波澜里的生活真谛——浅析吕学敏的短篇小说

胡沛萍

初读吕学敏的小说,感觉是清新、简单。我说的清新、简单主要是指作品所描述的内容。但深入下去就会发现,清新、简单里也蕴藏着作者的艺术智慧和生活体验。因为在清新、简单的故事背后和人际关系中,我们能够体悟到他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与感悟,对人性的敏锐洞察与温和剖析。不妨就让我们的评说也从这里开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这种复杂多变有时并不是因为生活本身的复杂多变造成的,而是有一些看上去很简单的现象造成的。比如人与人之间“毫无由来”的误会。原本亲密无间的朋友,转瞬间会产生严重的隔阂,甚至是仇恨,原因居然是那些毫无由头的猜忌与误会。经受着这些无事的“悲哀”,我们常常会感到生活竟然是如此的滑稽可笑又不可捉摸。小说《陶冶》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人生“怪相”。安锁和胖娃原本是一对亲密无间朋友。从小到大,两人风里来雨里去,相互照顾、彼此友爱,像亲兄弟一家人一样。但就是这样两个关系要好得几乎粘合在一起的“哥俩”,却因为一些毫无由来的误会产生了“不共戴天”的矛盾,成了相互仇恨、诅咒的对象。造成误会的根源竟然是一块毫无价值的破瓦片。安锁在无意中得到了一块瓦片,以为得到了一块无价之宝。激动之余,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胖娃,决定和他合计合计。两人商定去文物局检验一下,结果让两人非常失望。安锁一气之下把瓦片扔了,但不灰心的胖娃把破瓦片带回了家。胖娃带回瓦片后,家里开始安置了一些贵重的家当。胖娃家的变化引起了安锁的注意和猜忌,他以为胖娃背着他卖了瓦片,独自吞下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钱财。于是,他开始有意疏远胖娃,两家的关系迅速降温。接下来不甘心的安锁甚至开始“报复”胖娃,专门给胖娃家使坏。就这样,我们看到,在平静而舒缓的讲述中,生活展示出了其可笑滑稽的面容。当然,这并不是作品所要揭示的生活本真,通过这些看上去荒诞可笑的故事,作品表现的其实是人性的复杂与怪异。而这复杂与怪异中就包含着贪婪、猜忌、狭隘、自私等这些隐藏在人体内的种种丑陋的人性侧面。

当然,误会也不一定就必然带来不幸,它有时似乎是生活的调味剂,能让生活变得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从而增添生活的诱人魅力。《硬柴》就通过一场带有喜剧色彩的“误会”,带我们体验了一次颇为尴尬的婚事,透过这场出人意料的婚事,我们领略了人生的另一种风景。原来“误会”有时也是美丽动人的。

与温和地展示人性的缺陷相比,吕学敏的小说更多地是在挖掘人性中闪光的质点。阅读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作家的笔触更乐意聚焦那些让我们能够感到温暖的生活景象和人事纷扰。《暖色》、《在西安租住的夫妇》、《寺庙与蘑菇》、《黑与白》、《拐到河滩就到了》、《名人娄七三》等小说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而《兵兄弟》则是其中的代表。一起当过兵的胡子林和蔡振虎是一对要好的朋友,蔡振虎不幸受伤,部队领导把蔡振虎委托给胡子林,嘱托他日后能够照顾好蔡振虎。有着侠肝义胆的胡子林从此后把这一嘱托当做了终身的义务。复原回家后的胡子林当了村书记,一当就是二十几年,在这二十几年里,他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上级的嘱托和兄弟情分,把蔡振虎当做“亲兄弟”一样看待,事事为他着想。安家娶媳妇、筹钱送葬、修路埋坟等一些重要的生活大事,都是胡子林一手操办的。在一篇短小的作品里,通篇都是对胡子林仗义行为的描述。很显然,在作者的伦理意识里,那份“兄弟情义”显得多么重要,它完全已经超越了日常的利益算计和骨肉亲情的界限。从作品舒缓而平静的叙述中,我们感到的是生活的温馨与人情的质朴,也能感受到作者感悟生活的那份豁达与智慧。为了表现人物身上所流溢的这种高贵的品质,作品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主人公胡子林为了“兄弟”蔡振虎的生活东奔西跑、磕头作揖的种种仗义之事。小说中有一个片段让人很是感慨,兄弟情义至诚至真令人动容。

……待这样的客,是千万把娘家人放在首席的,要把娘家人看得比主席还要高,因为这一日特殊,这一日平平妥妥过去了,一切皆大欢喜,最怕娘家人在这般时候生出些许事端,要这要那的,婆家准备了还好说,要是没有准备,就得受急发慌,得赶紧派人去买,两家至此以后也会落下心里忐忑,好长时间也销不去。胡子林在把烟缕从脸面上放出去后,心里突然来了一丝怪异,又马上把心思转过来,默默祝祷顺利顺利。事情往往顺利了让看热闹的人失望,就在快要坐席吃饭喝酒的时候,新娘的父亲听了一句闲言,说蔡振虎根本就没有什么钱。这话就像孙悟空释放出一个魔鬼,立马起作用了。新娘的父亲脸色一变,把胡子林叫到一边,质问再三,胡子林悄悄说道着解释,但慢慢二人的声高了,一圈人围过来看听。事情到这步田地真不知怎么逆转过来,真应了刚才胡子林心里的一闪念,怕出岔,就有了岔岔,绳从细处断吗!

“到底有钱没有钱?”新娘的父亲咬着这一句话。

胡子林答应得一点也没有含糊,“有!有有有!只是暂时取不出来。”

“我要看存折!”看来存折是老汉心里的秤砣。

胡子林答应先把饭吃了再去取。这时的老五从锣鼓那儿回来准备吃饭,见了这样,就把胡子林叫到一边偷偷说:“你就说存折在民政局,五年后民政局才让取的。”这话胡子林说过去,新娘的父亲半信半疑,还不坐下吃饭,可这顿喜筵新娘的父亲不安然到肚里,婚事就有飘走的危险。胡子林急了,脑子一黑,顿然觉出黄继光的枪眼就在面前,就势纳头对着新娘的父亲磕下去,说:

“叔呀,你信不过我吗?现在去民政局也来不及呀!明天我给送过去看。”

胡子林就跪在一片洗菜水结就的冰面上,还要再磕,旁边的人挡了。这个头磕得有分量,磕成了这门亲事,也磕出了胡子林在村民中的形象。新娘父亲慢慢着气儿消歇下去,坐下吃饭……

为了帮助蔡振虎娶媳妇,胡子林费尽来心机,从说媒、送彩礼到娶亲,他事事都亲手操办,最后为了在婚礼上不出差错,他甚至向新娘的父亲下跪磕头。胡子林的所作所为充分显示了他仗义行事,为了诺言而不惜个人“尊严”高贵品格。从胡子林身上,我们感觉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真挚忠诚的友爱关怀之情,感受到的是山野之地所弥散的淳朴的伦理亲情。这是初读吕学敏作品的一些深刻印象。他的艺术世界试图给我们留给一个温馨图景,但这个图景拒绝廉价的乐观。当然这并不是吕学敏小说世界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审美感受。他的艺术世界的真谛还在于他对看似了无声息的生命世界的真挚感悟和倾心呈现。

生活总是平静的,有时甚至是无聊的。许许多多的生命就是在毫无声息中走完自己的一生的。但即使是平静的生命过程,它也有值得我们品味的,因为我们能够从那些毫无声息的生命里看到岁月的痕迹,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坚毅与柔韧。在我看来,这是吕学敏在这部小说中展现给我们的最为生活化的生命景象,也是最为精彩的生命景象。我认可作者在后记里所说的“文学是有根须的”,其中一个就是“生活的根须”。吕学敏的大部分小说就很好地诠释了他的这种文学理念。他把生活当做了自己创造的“根须”,让生活本身在艺术世界里展现自己的本真状态,因此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和人事就显得那么地具有生命气息。他们直接与生活对接,他们的忧伤哀乐、穷愁喜悦,都来自生活对他们的种种“刺激”。他们是生活的主人,也是生活本身,他们在演绎生活,生活在塑造他们,他们与生活是一体的。由于此,他们看似平静寂寥的生活也就有了生命的底气,这种底气就在生活的底部涌动升腾。

收录在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有一个鲜明的艺术倾向,那就是:展现生活,让生活以自己“本来的面目”进入文本世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者对自己所描述的内容没有任何艺术化的选择,而是指作者叙述态度上的平静与宽容。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作者个人价值立场和判断对文本故事性质和叙述进展的影响和制约。看得出,作者是有意摒除了自己个人固有的价值偏好,以克制的态度,试图把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客观地呈现出来。我很赞同这种克制的叙述态度和方式,他没有板起面孔说教的口气,倒是有饱经沧桑的智者的风度与智慧。我相信在作者的心目中,生活就像他对文学的感觉一样,也是“清亮”的,无所谓对与错,好与坏。

以小见大,是这部小说集中多篇作品所选取的艺术表现方式。艺术是什么,是对生活的勘探与发掘。对于艺术而言,生活的宝藏就隐藏在不起眼的琐碎小事中,作家的勘探和发掘就应该从那里开始。生活中不起眼的琐事其实就隐藏着人生的真谛,人性的复杂、世事的多变、生命的酸甜苦辣其实就弥散渗透在那些不起眼的小故事中。小人物生活中的大事,都是由鸡毛蒜皮的小事构成的。鸡毛蒜皮般的小事,在小人物的生活中,往往也是大事,因为它们与人们的生活是血肉相连的。很显然,作者对此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由此我们就看到,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呈现于我们眼前都是那些可称之为“茶余饭后”细琐小事,但它们折射出来的却都是与人的存在状态、生命尊严和情感需要等重大问题有着血肉关系的生活真谛。

语言上的口语化、地方化也是这部小说集值得称道的一个特点。这显然是作者忠实于生活的创作理念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在吕学敏的笔下,所有的人物语言都是从生活中产生的,流溢着强烈的生活气息。这样的语言选择与人物的身份学识和生活环境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而使其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了整体上的统一性。

(胡沛萍(1973-),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发表文学评论五十余篇,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三等奖和《当代文坛》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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