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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武荣:浅析认罪认罚制度中的控辩协商
何武荣:浅析认罪认罚制度中的控辩协商
2018年01月24日   黄龙 【字体: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点击率:  

201611月,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制定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形式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这既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的贯彻落实,更是推进司法改革的具体实践。笔者就控辩协商对认罪认罚制度的意义略述己见,与同仁共商。

一、对认罪认罚制度的认识

认罪认罚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认罪,是对犯罪事实的认可还是对犯罪性质的认可?首先,对犯罪事实的认可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显然,对基本犯罪事实的认可更为妥当,对于不影响案件认定的一些枝节末叶问题,不需要面面俱到,否则,不仅在实践操作中难以执行,而且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来说也不公平。因为任何人也不可能把案件过程记述的那么准确、完整。其次,对于是否需要对犯罪性质的认可值得探讨。一方面,如果不要求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对犯罪性质认可,当检察院、法院对案件性质认定后,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如果有异议提出上诉、申诉,就失去了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意义。另一方面,如果强调对所有罪名的认可,对于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等信念犯,或者由于文化程度等因素所限,无法准确认识犯罪性质的人来讲,似乎又不太切合实际。就通常情形而言,我们无需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犯罪性质有多么准确的认识,但在办案过程中,可以让他们对犯罪性质有最起码的认知,再说代理律师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二是认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自己的处理需要认可,自愿接受认罪认罚带来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需要认可,避免因不同意不起诉而导致申诉。另一方面是对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需要对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认可,这才是认罚制度的基础。只有在检察环节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审判机关最终在依据案件事实和证据作出判决时,不仅能够使得审判程序得到简化,而且,对案件具有实质意义的判决才能更容易得到控辩双方的认可,免去上诉或抗诉引起二审程序的启动,节约了诉讼资源,确保判决的稳定性,真正做到案结事了。这也正是我们确立认罪认罚制度的初衷。

认罪认罚制度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实质的意义就是从宽处罚。实际上,从我国刑法制度已有的规定看,如自首、坦白等,已经体现了从宽精神,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也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之所以推行这一制度,正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认罚,降低了其社会危险性,如果能够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社会伤害,当然,从效率的角度来考量,无疑是更加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

二、控辩协商对认罪认罚制度的意义

控辩协商不是辩诉交易。谈到控辩协商,人们很容易想到辩诉交易,其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辩诉交易,其实质是以降低指控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辩护。而指控的降低,不仅仅是罪罚的降低,也包括罪种的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法律对犯罪的低头,“交易”一词放在法律的语境下,显得与法治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而这种“交易”无论在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很难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检察官的权力滥用在所难免,被告人、被害人的利益受损也不可避免。因此,我们不主张辩诉交易。

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从而获得相对较轻的刑罚,这种制度本身就体现了控辩协商的意义。没有控辩双方的协商过程,要让被告人认罪认罚,显然无从谈起,更无法保障。只有双方充分协商之后,被告人认罪认罚,从而得到较轻的刑罚,这种刑罚的结果得到控辩双方的认可,认罪认罚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通过控辩协商,既能达到及时有效打击犯罪的目的,又能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同时,控辩协商必然要考虑被害人的意见,如果能够使被害人得到赔偿,获得被害人的谅解,有利于缓和对立,化解矛盾,修复社会。控辩协商的过程,也是让被告人充分认识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的过程,而通过对其从宽处罚,更加有利于促使其回归社会。

三、控辩协商的实践注意

第一,我国的控辩协商不是辩诉交易,而是必须依法进行,依法是前提和基础,一旦脱离了这个轨道,也就背离了我们设立这一制度的初衷。由于控辩协商本身自带的风险较大,我们在依法进行的前提下,必须给予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即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适用控辩协商。就检察机关而言,不仅要对案件事实和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进行审查,而且要对应当适用的诉讼程序进行审查,从而确保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公正性。

第二,控辩协商应当依法进行实质审查。对案件而言,我们仍然应当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适用控辩协商而言,不仅要符合法律规定,更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思表达的自愿性、真实性进行审查,决不允许有威胁、逼迫、诱骗当事人的情形出现。

第三,控辩协商必须设立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如何在该项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检察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客观公正,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不起诉案件审查中的一些做法。如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听取侦查机关的意见、听取嫌疑人、被告人所在社区或者单位、学校的意见等等。特别是要建立律师介入机制,对没有聘请辩护律师的,应当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参与进来,这样,一方面能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加清楚地了解控辩协商对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也能达到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制约。当然,内部审查时,此类案件也可以设置一些制约机制,如提高审批等级、定期不定期的内部督查等。

第四,控辩协商制度的实践应当循序渐进。任何一项新的制度的实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进行不断完善。认罪认罚制度本就是一种探索,而控辩协商更是较难把控的一种实践尝试,事关公民的合法权益,关乎法律的公平公正,对检察机关的执法能力也是一种考验。因此,此项制度的实践应当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要慎而又慎。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法律权威。

(作者:黄龙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何武荣 编辑:胡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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